作者：易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一、引言

　　人类是一种喜爱迁徙的动物，人类史就是迁徙的历史。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不同移民构成的。所谓土著，相对于新来者而言，是早到的移民。美洲土著印第安 人，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是先到的亚洲移民。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

　　夏、商、周三代大体上属于青铜时代，是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李济云：“中国早期文化的成分中有多少是外来的，有多少是土著的？这些都是讨论中国上 古史的中心问题。如果对它们不能说出一个清楚的立场，则上古史是没法写的。”[1]三代文化的起源问题争论了数个世纪，至今未有定论。

　　中国文化外来说包括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考古学上的外来说始于安特生。列•谢•瓦西里耶夫集外来说之大成，提出“梯级传播”假说，认为中 国青铜游牧文化来自西方，石器时代文化亦是外来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2]。蒲立本通过汉语和印欧语比较研究宣称：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 其进入印度[3]。余太山遥相呼应，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4]。林嘉琳与多国 学者合作完成了青铜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一脉相承[5]。

　　考古学上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始于城子崖的发掘及龙山文化的命名。梁思永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密切关系[6]。夏鼐明确了仰韶与齐家文化的时代顺序，巩 固了本土起源的信心，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种文明要素的发展[7]。何炳棣从生态环境、农业、畜牧业、陶器、青铜器、文字等方面论 证了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是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代表人物[8]。苏秉琦[9]、张光直[10]分别提出“区系类型理论” 和“相互作用圈假说”，能动地看待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中原独秀的一元论。

　　本土起源说和外来传播说均不能圆满解释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中国新石器文化诸要素并不一定起源于中原，青铜时代诸新文化因子亦来自他方。考古学、 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表明上古存在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指明了方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和谢弗《唐代的外来 文明》是研究中国外来文化的典范。李约瑟等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系统探索，开拓了东西文化交流比较研究领域。最近几十年考古植物学、考古动物 学、冶金考古、农业考古、技术考古以及分子遗传学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均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对三代文化要素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分 析。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long duree）概念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理论扩展了人类历史研究视野，为全球史提供了新的时空框架。西方考古学界柴尔德宣称欧洲青铜时代文化来自东方，称之为文明的曙光：“在爱琴 海，来自埃及和苏美尔的启迪缔造了一个真正的欧洲文明。”[11]谢拉特发现以犁耕为核心的农耕文化源自西亚，称之为次级产业革命[12]。弗兰 克等认为不仅有现代世界体系，而且有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的历史远不止500年，而是5000年，也就是说青铜时代即已形成世界体系[13]。 青铜冶炼需要跨地区合作，西亚及其附近地区五千年前就形成了以红铜、锡、铅、青铜和粮食为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网，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心-外围关系 的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不局限于经济和政治关系，还可包括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东亚很可能和古代欧洲一样是西亚为中心的青铜时代世界 体系的一个更边缘的组成部分。

　　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研究已成全球史热点，但主要集中在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没有涉及中国[14]。夏商周断代工程默认中国文化本土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第一期锁定中原，第二期扩展到了边疆；但均未重视三代外来文化。本文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整个欧亚大陆，承认中国文化要素本土起源的同时关注外来文 化因素，试图阐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综合研究表明石器、陶器、水稻、粟、猪、狗、半地穴或干栏式住宅、土坑葬、玉器等定居农业文化因素在东亚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甚至万年前，而青铜、小麦、黄 牛、绵羊、马、火葬、金器等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文化要素东亚不早于五或四千年；可以初步肯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而青铜时代 游牧文化是外来因素。从全球史也就是多学科结合透视三代文化的根源：以田野考古和实验室研究成果为基础，纵向从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寻找中国文化特 征，横向从青铜时代文化探求人类或欧亚文化共性，明确中国三代文化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本文主要从全球史或考古人类学角度研究三代本土与 外来文化的关系及其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古代世界体系理论进展的同时，将利用中国田野和实验考古成果充实和丰富古代世界 体系理论。

　　二、青铜时代世界体系（Bronze Age World System）

　　不识欧洲真面目，只缘身是欧洲人。早期考古学研究重在田野发掘和文字解读，缺乏理论概括；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四分五裂，缺乏相对完整的形象。柴尔德是澳洲长 大的欧洲后裔，具有观察欧洲的独特视角，率先从考古人类学角度将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他一生写了二十来本书，处女作是《欧洲文明的黎明》 （1925），生前最后一部书是增订版《欧洲文明的黎明》（1957）；其中还写过两部更宏观的著作《人类创造自己》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雅 俗共享、影响深远。他非常重视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善于从人类发展角度思考问题，提出了理解人类进步的关键概念“新石器革命”和 “城市革命”。

　　受柴尔德的启发，1981年为纪念英年早逝的导师新考古学先驱大卫•克拉克，谢拉特竭力撰写了自认为最好的论文“犁与畜牧：次级产品革命诸方面” [15]，正式提出了次级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概念。他从新旧大陆比较着眼，发现家养动物绝然不同，认为对不同动物的不同利用方式是造成新旧大陆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 新石器革命中植物和动物分别被驯化，相应地产生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犁耕或牛耕是种植业与畜牧业互动与结合的关键。犁可能是最早的畜力机械，首先出 现在西亚，不久就传播到了欧洲。有众多图像和文字证据表明五千年前西亚就普遍实行两牛抬扛式的牛耕了,欧洲局部地区发现了牛耕的物证，北欧如丹麦 也发现了近五千年的犁耕痕迹。与犁耕密切相关的是动物牵引的车辆或轮式运输。用牛或驴牵引的四轮车五千前就出现在西亚，大约四千年前中亚出现了马 拉的有辐双轮车和骑马术，提高了大宗物品远距离运输的能力。挤奶风俗和毛制技术逐渐普及，改善了衣食和居住条件。牵犁、拉车、挤奶、剪毛、骑乘等 都是对家养动物的次级开发，不同于吃肉寝皮、敲骨吸髓的初级利用，谢拉特称之为次级产品革命。

　　家养动物次级开发技术不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但四-五千年前形成了复合体。次级产品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形成了以犁耕农业为核心的 定居生活方式和以奶为食以毛为衣的畜牧生活方式，导致了城市的兴起和游牧民族的诞生。犁耕取代锄耕，游牧代替畜牧，男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提高， 逐渐形成了男权社会。1983年他在《世界考古学》上发表文章补充论述犁耕的起源与发展、绵羊的传播与利用、挤奶风俗的源起、骆驼与马属动物的次 级开发利用以及运输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动物次级开发在旧大陆的起源与传播过程[16]。谢拉特提出“次级产品革命”，阐明了新石器革命到 城市革命过渡的动因。新石器时代驯化了动物和植物，只是对动物进行了初级开发利用，又称“食物生产革命”；次级开发利用动物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和交通运输的能力，剩余产品和远距离贸易与互动是城市产生的条件。次级产品革命概念已被考古人类学界广泛接受，进入了《牛津考古手册》。有关家养 动物次级开发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传播的路径和细节可能被不断更新，次级产品革命概念的创意不会过时。

　　在“犁与畜牧”一文中谢拉特已多次顺便提到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十年后他在《欧洲考古学报》首卷发表长文“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应该怎么样：史前晚期地中海与温带欧洲的关系”，试探性地阐述了青铜时代世界 体系概念[17]。1999年克拉克纪念讲座中他重申了考古学中世界体系与长时段变化的关系：从旧大陆或全球观点考察人类史上的重大变迁，如全球 殖民、农业传播、冶金发展与城市化的进程，还有印欧人的起源。次级产品革命大体发生在青铜时代，牛、羊、马在欧洲的传播大体与青铜时代的展开同 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家养动物次级产品开发的过程。车辆运输和骑乘使远距离贸易和互动成为可能，西亚无疑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 心（Core），中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近水楼台较早进入世界体系是外围(Periphery )，欧洲大部包括北欧随之加入是边缘(Margin)。次级产品革命是新旧大陆的根本区别所在：它不仅造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而且孕育了现代世界体系 [18]。

　　无独有偶，考古人类学家谢拉特和经济人类学家弗兰克所见略同，几乎同时分别发现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从现代世界体系出发，透过中古世界体系，也发现 了古代世界体系。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提出了“长时代”、“经济世界”、“总体史”概念，沃勒斯坦发展成“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与沃勒斯 坦关系密切，在新创刊的《世界史学报》发表文章倡导研究世界系统史[19]。又与谢拉特取得了联系，引用了他的手稿和发表的论文,1993年在权 威刊物《当代人类学》上发表专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及其周期”。[20]谢拉特横向考察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范围，承认西亚是中心、地中海地区是外 围的同时，强调欧洲大部是边缘组成部分。弗兰克纵向考察世界体系的变化，承认现代、中古世界体系之外，强调存在古代世界体系且因时而变。弗兰克等 主编出版《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谢拉特在封底肯定了弗兰克等的努力：本书值得广泛阅读和讨论，我认为这极其重要[21]。此书已被 翻译成中文出版，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理论逐渐进入学术界，广为人知。

　　弗兰克《白银时代》是研究中国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杰作。谢拉特也关心古代中国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应邀出席了梅维恒在宾州大学主持召开的“古代世 界接触与交流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跨欧亚大陆交流：史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22]克罗斯比提出哥伦布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阐述新旧大陆的接触与交流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23]。谢拉特认为欧亚大陆内部东西方青铜时代就有了接触和交换，形成了古 代世界体系。他没来过中国，也不懂汉语，承认史前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文化体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是旧大陆世界体系中半分离的成员 (semidetached membership)。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欧亚大陆形成了青铜时代文化区，象西亚、中亚和欧洲（不象南部非洲）一样中国或东亚是组成部分。他认为互动论者 （interactionist）比外来传播说者（diffusionist）或土著自主论者(autonomist)能更好地解释中国青铜时代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新石器时代对动物的开发主要是获取肉食即是初级利用[24]，除了犬可能用于狩猎之外几乎没有发现次级利用的证据[25]。青铜时代次级产品革命才影 响到中国，改变东亚的文化面貌。顺着谢拉特、弗兰克的思路，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说明三代中国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

三、中国青铜时代

　　日本的绳纹文化、韩国的有纹陶器文化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没有孕育青铜和游牧文化的迹象。日本学者早就明确承认日本青铜与游牧文化源于中国或中亚 [26]，韩国学者也承认其青铜或游牧文化来源于中国或中亚，只是传播的具体时间和途径还存有争议[27]。中国学者也乐意承认中国与日本、韩国 青铜文化的源流关系[28]。现在该是中国学者坦率承认青铜与游牧文化是东亚新文化，来源于中亚或西亚。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从夏代开始出现了 一系列新文化因素：青铜、黄牛、家马、山羊、绵羊、小麦、砖、金崇拜以及支石墓、火葬和天帝崇拜，游牧文化和尚武好战之风席卷东亚。

　　1、青铜器与青铜技术

　　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是众人协作的结果。在旧大陆不大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起源 [29]。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 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重大 影响。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Sintashta-petrovka 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斧、剑、头盔、镞、马衔、凿、针、锥、耳环、指环、镜等 [30]。这些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而种植业和母权萎缩，金芭坦丝称之为库尔干（Kurgan）文化，认为是原始印欧人孕 育了游牧文化，并且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格局[31]。

　　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32]。古墓沟文化遗址[33]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 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34]。安德罗诺沃文化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35]，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 在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36]。四坝文化、齐家文化[37]、朱开沟文化[38]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 三星堆、大甸子、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 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自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铸造中心。

　　总之，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 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39]。泰列克特等主张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证。但是从器物类型考察，青铜鼎、鍑 [40]、鬲、爵、戈、戟、编钟、多珠铃、大铎、巴形器等颇具东方特色，很可能是东亚的创作，并有反向传播的可能。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在考古冶金 学上已没有明显的缺环[41]。公元前2000年以后，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 且包括众多的物资和观念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42]。

　　2、羊与羊毛制品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最 近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43]。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西安半坡 的“绵羊”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44]；河姆渡出土的陶羊头可能表现羚羊，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45]。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才出现羊的踪迹，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 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46]。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 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 原养羊亦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山羊和绵羊的驯化不仅是考古学亦是分子遗传学研究的难题。山羊和绵羊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都是由至少两个亚种分别驯化而来。 根据mtNDA山羊可分为四系，A系很可能源于西亚，B系源于巴基斯坦；A、B两系占主流；C、D两系罕见[47]。通过对13个品种183只山 羊完整mtDNA D-loop研究表明中国山羊亦可分为四系，A系占主流，B系次之，C、D两系仅见于西藏[48]。现在世界上的绵羊品种多达1400余个，Y染色体研究 表明至少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种[49]。mtDNA研究发现西亚绵羊可分为三个亚种，其具体驯化过程比以前想象的还要复杂[50]。通过对东亚 13个地区19个品种449只“本土”绵羊的mtDNA研究没有发现独特的遗传标志，支持东亚绵羊像欧洲绵羊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51]。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 变化。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纺织或编织原料。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 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 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52]。中国以丝绸和 布衣著称，羊毛衫、毛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羊”“大”为“美”。羊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逐渐有了美丽和吉祥的含义。

　3、黄牛、牛奶与牛耕

　　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53]，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54]。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家养 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一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是受北方黄牛耕作技术影响所致[55]。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的主要耕 地工具是耒和耜，一直到汉代才普及犁耕[56]。东亚拉犁亦源于中亚或西亚。[57]

　　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 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58]。黄牛亦可分为两个亚种，Bos taurus可能起源于西亚[59]，Bos indicus起源于南亚。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60]。更具体的研究显示日本[61]、韩国 [62]黄牛均属于Bos Taurus，可能来自西亚；而20%蒙古黄牛受到了印度黄牛的影响，可能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中国黄牛包括上述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牛为主，包括T1 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牛，包括T2、T3、T4。[63]

　　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另一项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Milking）。西亚和中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64]，挤奶或奶业 （dairying）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东亚农民至今仍不习惯挤奶，这有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原因。动物乳中含有丰富的乳糖 （Lastose），而乳糖的消化有赖于乳糖酶（Lastase）的参与。成人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高达85-100%，而北欧不到 10%[65]。就中国而言，成年人中汉族92.3%、蒙古族87.9%、哈萨克族76.4%缺乏乳糖酶[66]。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 马的东传大体同步。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人体内产生乳糖酶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东亚游牧民大 都缺乏乳糖酶，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另一方面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异常紧 密，在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乳糖酶的有无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67]，而且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

　　4、马、马车与骑乘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 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波台（Botai）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 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 [68]。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由此推断波台文 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69]。最近发现波台人己经开始挤马奶了[70]，游牧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71]，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72]。此后三千 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地方马品种。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 [73]。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

　　马的驯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mtDNA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 [74]。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内蒙古赤峰地区大山前和井沟子遗址青铜时代9匹家马mtDNA与东亚、中亚、近 东、欧洲等地家马的mtDNA序列进行系统发育网络分析显示9匹古马并没有聚集在一个聚簇中，而是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的复杂性[75]。家马起源于东亚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在中国、韩国、日本还没有发现。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 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 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76]，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墓葬 中出土的14辆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李特尔等早在七十年代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 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77]。针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中出土的马车李特尔等指出它们过于原始和简陋，还不 是真正的马拉战车[78]。另外高加索地区出土了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纪的青铜马车模型，支持马车近东起源说[79]。

　　从目前出土的早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林已奈夫[80]、夏含夷[81]等明确主张东亚的马 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最近王海成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的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82]。

　　5、小麦

　　六倍体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即普通小麦已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或国家产生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是史前全球化的标志性作物。中外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小麦 起源于西亚，后传入欧洲和东亚，并取代小米成为旱作农业的主体作物，只是具体传播时间和途径还存在争议。最近10来年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了一批早期 小麦遗存，表明距今4500年左右即龙山时代传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传播途径可能包括了几条不同的路线，即欧亚草原大通道、河西走廊绿洲 通道以及沿着南亚和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83]。甘肃东灰山遗址堆积成因复杂，张掖黑水国南城北遗址出土马厂文化碳化小麦可佐证东灰山小麦年 代和遗址堆积成因判读可信，河西走廊地区是小麦传入中国的关键地区[84]。

　　小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先是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展开[85]。小麦传入中国，但没有传入相应的食用方法，经历了粒食到粉食的 本土化过程，形成了不同于西亚啤酒面包传统的面条馒头传统。根据作物种类和饮食方法可以勾划东西两种不同传统：西亚或西方的饮食特点是研磨面粉加 以烘烤，而东亚或东方主要是煮和蒸。小麦、大麦和牛在中国被接受可以和这些物种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如何转化为食物的方式进行对比，唯有小麦在两大传 统中均为主要粮食作物[86]。

　　植物微化石（macrofossils）确定植物种类，而稳定同位素可以测定人和动物的食谱，同时利用这两种方法研究可以解决欧亚草原上农业传播的问题：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西亚驯化的大麦和小麦到达了中国，而中国驯化的黍和荞麦西传到了欧洲[87]。一般认为高价值和数量稀少的植物如香料和麻醉剂屡 屡长距离迁移或贸易，而提供能量的主食如谷物和块茎类全球化过程较少发生。公元前3千纪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更早的类似于“哥伦布交换” 的主食全球化过程在旧大陆展开[88]。

6、砖建筑

　　砖是人类建筑史上首项重大发明。西亚特别是两河流域缺乏天然石头，新石器时代几乎与陶器同时发明了砖。生砖指砖坯（abode）、粘土砖(clay brick)或泥砖(mud brick)，又称日晒砖(Sundried brick)，可追根溯源到近万年前的西亚[89]。制砖是苏美尔人的重要日常工作，阳光充足的夏季第一个月称之为砖月[90]。苏美尔时代大量使用生 砖，熟砖即烧砖(fired brick or burnt brick)或烤砖(baked brick)也开始出现。巴比伦时代流行釉砖和琉璃砖，砖雕或画像砖亦应运而生。青铜时代西亚地区用多种砖建造神庙、宫殿、围墙、道路、桥梁、水渠和居民 住宅；砖砌建筑技术四千年前传播到了印度河、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希腊罗马时期传播到了整个欧洲[91]。

　　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流行半地穴式住房，南方流行干栏式建筑，中原发明了窑洞建筑。龙山文化末期如平粮台遗址已出现砖坯和排水管。东灰山四坝文化日晒土坯砖 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土砖。镇原县齐家文化房基发现了上百米陶水管，每节水管长53厘米，设有子母口，可互相衔接，早于二头里，已接近当时的世界水 平。陕西周原西周遗址出土了砖瓦等建筑材料,证明三千年前周人就生产和使用砖瓦以及制作难度较大的排水管道[92]。虽然周代已有砖踪瓦迹，春秋 战国时期陆续出现了长方形粘土薄砖，大型空心砖，断面成几字形的花砖，长方形凹槽砖和拦板砖等，秦汉时期粘土砖的制作技术已成熟，样式亦相对固 定。“秦砖汉瓦”可追溯到四坝、齐家文化，但砖瓦建筑秦汉时代才开始普及。生砖和熟砖制作技术均可追溯到西亚，唯有空心砖可能是中国的发明。

　　7、支石墓、墓道与火葬

　　韩半岛支石墓数以万计，是世界上支石墓最密集的地区。中国西北、西南和东北青铜时代流行过石棺墓，并不是支石墓、刻石墓或巨石墓的起源地。[93]中亚卡 拉苏克亦有密集的石棺墓或石砌墓群，韩国支石墓可能源于中亚[94]。欧洲发现了许多更早的支石墓或巨石文化，伦福儒认为英国和丹麦的巨石文化可 以早到公元前五千纪，不晚于公元前四千年，比埃及金字塔更古老，并且进入了酋长社会[95]。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支石墓或立石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 早期青铜时代（3200－3000 BC）。[96]四千年左右的支石墓常见于欧洲、中亚和西亚，有人推测与半游牧生活方式有关[97]。

　　前方后圆坟不仅与日本国家的起源和民族形成有关，而且有中国圆坟和方坟的影响，可能是祖灵祭祀的体现[98]。中日坟丘墓的相似性表明这种影响是明显的 [99]。日本、韩国、中国的周沟墓一脉相承，可以追溯到卡约文化[100]。中国青铜时代以来墓葬制度受到了中亚、西亚的明显影响。墓道在欧亚 大陆有共同的起源，由单条演变到多条墓道[101]。东亚从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墓道，商代晚期突然出现了四条墓道的大墓[102]。

　　《墨子》、《列子》等提到羌人实行火葬，而火葬源自印欧语系民族。氐、羌文化遗存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位于河西走廊，发现了装骨灰的陶罐。目前东亚最早的 火葬墓见于约四千年前的宗日遗址[103]，稍晚的火葬遗迹在中国西南和东北和中原均有发现[104]。周人亦可能实行火葬。[105]骨灰瓮文 化（urnfield culture）是中亚或东欧的青铜时代印欧人创造的文化[106]。

　　8、战争与戎

　　伴随青铜时代游牧文化的出现，好战之风刮到了东亚。夏、商、周三代，礼坏乐崩，尚武好战占了上风。印欧疯狂武士（Berserks）是尚武好战文化的有力 传播者[107]。凯尔特战斗激情、斯巴达精神、秦国崇尚武力到日本武士道，都是尚武好战之风的不同体现。商鞅规定斩首进爵，秦“带甲百万”顿足 擦拳、急不可待。爵是一种特殊的酒杯，杀敌进爵显然是游牧民杀敌饮酒的演进。《史记•匈奴列传》：“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 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六国军队和秦军相遇，一败再败，义不敌秦。秦始皇终于可以卑睨一切，号令天下。

　　青铜短剑是古代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108]，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109]。中国佩剑之 俗起于西北游牧民，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110]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 是外来词。汉匈交叠地区曾有祭祀剑神的寺庙[111]，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剑崇拜文化的延续。爱刀剑是一种拜物教，日本、韩国、中国青铜武器 崇拜或祭祀之风一脉相承[112]。梁启超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 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113]

　　战争是“有组织的武力冲突”，考古学上有如下表现：防卫设施的聚落或城镇，武器刀、剑或如弓、矢以及防身装备，武备陪葬或武器祭祀风俗，伤亡者，战士或战 斗场面的造型艺术品或画面[114]。日本列岛确凿无疑的战争始于弥生时代[115]。战争改变了原有的部族秩序和社会结构，促进了王权的形成和 王国诞生[116]。韩国新石器时代没有发生战争的迹象，到青铜时代才出现与战争有关环壕聚落和兵器，原三国时代才进入战争时代。有人试图将东亚 最早的战争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117]，但是证据很不充分。打架、斗殴甚至杀人都不是战争。东亚最早确凿无疑的战争见于商代，真正激烈的大战 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

　　战争是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生物自然现象。自然界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但不存在战争。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日本、韩国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与青 铜游牧文化的传播明显相关，中国也不会例外。战争的源头亦可由青铜兵器追溯到中亚或西亚。殷墟矢镞、戈、矛、刀削、斧斤是东亚的比剑更古老的五种 兵器，仅戈为中国本土之物，其它四种和剑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118]。戈和戟是东亚特有的兵器，西方人称之为中国戈戟（Chinese Ko-halberd）[119]。戈可能是夏人的标志性器物[120]，主要分布于中原，亦不早于青铜时代。

9、金器

　　金之美者为黄金。黄金是金属文化的象征。古埃及金碧辉煌的文化令人叹为观止，大夏黄金宝藏令人目不暇接，斯基泰被认为是草原黄金的主人。环黑海地区 (Circumpontic Metallurgical Province)收集到的七万八千余件史前金属制品中有五万五千余件是黄金制品[121]。金羊毛、金苹果的故事流传久远，西亚似乎有一个黄金时代，可 与东亚玉器时代交相辉映。

　　东亚黄金制品不早于青铜器。中国早期金器见于齐家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三星堆等商、周时代文化遗址，大体而言与青铜相伴而来。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是绝 世精品，已被指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夏、商、周金器主要是装饰品和祭祀或礼仪用品[122]，不难在中亚、西亚找到对应的原形。

　　新罗黄金、鲜卑金饰、匈奴金冠、大夏黄金、斯基泰金器、巴比伦金叶、埃及金面一脉相承，都是金崇拜的体现。“公主金冠”是古代埃及黄金工艺的代表作：造型 简洁，以环状头箍为中心，上、下皆以叶片装饰。金片工艺品在乌尔王朝十分流行[123]。金冠或步摇冠从斯基泰影响到了匈奴。匈奴、鲜卑、蒙古流 行步摇或步摇冠，对新罗皇冠产生了明显影响,[124]并且波及到了日本[125]。

　　10、天与帝

　　天是游牧与农耕民族共同崇拜的对象，可能有共同的起源。关于帝与天的关系已有不少人做过研究和猜测，但仍然未得到合理的解释[126]。皇天与上帝亦难分 彼此，天子与帝子有共同渊源[127]。傅礼初在其遗作中提出“一神信仰”（a single universal god）起源于雅利安人，认为东亚的“天崇拜”与印欧游牧民特别是吐火罗人的活动有关[128]。

　　天崇拜的内容大同而形式有异。《尚书•大浩》“天”出现了约二十次：“天降威…予造天役…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先秦文献中 天与帝经常通用或连用，大同小异。《尚书•召浩》云：“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匈奴时代，对天的崇拜进入了高级阶段。祭天是匈奴政治文化生 活中的大事。《后汉书•南匈奴传》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单于号称“撑犁孤涂”，意为天子，这与汉朝皇帝 号称天子如出一辙。《礼记•曲礼》云：“君天下为天子”。郑玄注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匈奴人有对天发誓 的习俗，亦相信天谴之说。匈奴将西域某高耸入云之山作为天或天神的象征，称之为天山。“祁连”与“撑犁”为同音异译，意为天，祁连天山即天山，是 匈奴人心目中的神山[129]。

　　匈奴的祭天习俗被突厥、契丹、蒙古所继承。匈奴称天为“祁连”或“撑犁”，与突厥、蒙古语之“腾格里（tangri）和汉语之天（tian）有语言学上的 联系。[130]祭天、天山、天子、对天发誓、天谴以及语言学上的联系表明游牧与农耕民族对天有着类似的崇拜现象。大体而言，商代多称帝，周代多 称天，游牧民多称腾格里；在苏美尔语中有din-gir, di-gir, dim-mer等读音。不无可能初次传入读帝，再次传入读天，三次传入读腾格里。

　　以上是从夏王朝开始东亚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可概称为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其东传与吐火罗人、羌或戎、狄有关[131]，可以推断是夏人或戎、狄引进了 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东亚各国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并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引进青铜技术后不仅能生产与中亚同样的武器、工具和装饰品，还生产 大型容器作礼器和一些特殊的工艺品。牛、马、羊及其相关技术的传播亦遇到了阻力，或者说只是被选择性地吸收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日本列岛、韩半岛和 中国大部分地区从未游牧化，但从生产力经济基础到上屋建筑意识形态均受到了青铜游牧文化的洗礼。尚武之风和黄金崇拜风靡东亚，玉器崇拜和礼仪之风 尚存。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文化，尚未进入青铜时代。夏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和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提并论就更不合适。夏鼐认 为夏文化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132]。从夏王朝开始出现的这些新文化只能归功于夏人及其关系密切的戎、狄或吐火罗人。古墓沟文化、齐 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二里头文化基本上包含了上述新的文化因素，很可能是中国境内的夏文化。新石器时代以定居农业文化为特征，玉 帛古国林立，有祀无戎；青铜时代以游牧文化为特征，王国独立，战争频繁。东亚从此进入了历史时期。

四、讨论与结语

　　考古学家关注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细节，人类学家寻求人类文化的共性和通则。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全方位（holistic）研究才能透视人类文化的来龙去脉。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世界不是并立的。人类同源，中国人不 可能有独立的起源；文化多样，中国文化不会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现代世界体系概念已深入人心，中古世界体系亦众所周知，古代世界体系也逐渐清晰。 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共生圈”或“共同体”，只要大于一个洲就可称为世界体系。全球史就是用跨文化、跨地区、跨民族的视 角重新审视历史，从而描述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它是宏观史（Macro history）或大历史（big history）。美国历史学会首任主席安德鲁•怀特早在十九世纪就号召研究世界史：“我们可以视之为树干，而把专门史和传记视为枝叶；树干从枝叶那里获 取生命力，同时也给予枝叶以生命力，两者并行不悖地均衡生长。”[133]中国考古人类学之父李济亦指出：“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 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134]舍本逐 末或本末倒置是不合适的，我们研究枝叶时，不要忘了树干！

　　青铜技术和游牧文化是旧大陆古代世界体系形成的技术文化基础。青铜、牛、马、羊、小麦、大麦、蚕豆、牛耕、车马、毛制品、砖、火葬、墓道、好战风气、金崇 拜、天帝信仰等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指示物或示踪元素，三代中国几乎照单全收，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国不是考古学上的孤岛，更不是人类 文化的死角。人类属于一个物种智人，走上了长途跋涉的迁徒之路，分散到全球各地，互动一直影响着人类。

　　全球史治史方法很多，其中常用的是通过比较求同寻异，发现世界史的契合点。具体比较研究为宏观比较透视提供了基础。西亚中亚既是欧洲的东方，也是中国的西 方。中国和欧洲分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可以进行宏观比较或类比。青铜游牧文化可以传播到欧洲，没有理由阻止其传入东亚。如果欧洲是青铜时代世界体 系的边缘地区，中国不太可能在边缘之外。事实上虽然离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核心区较远，欧洲和东亚是古代世界体系两个巨大的边缘区。

　　中心与外围（center and periphery）视角审视世界史来自经济学。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自己地位有特殊理解，一个人的中心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外缘，反之亦然。世界体系中心与外围 是相对的，因时而变，且可有多个中心。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中国既是边缘，也是中心。东亚处于古代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又长期是东亚文化的中心。中 古世界体系中，汉唐宋元中国处于中心地位。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国逐渐由边缘转变为中心，中美国(Chimerica)概念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正在形 成双核格局。古代世界体系中，四千年前龙山时代的中国是遥远的边缘，四千年后夏商周三代逐渐成了中心之一。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实质上是青铜时代世界 体系的四个中心。

　　聚合与离散（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是全球史另一个重要研究视角，青铜与游牧文化的离散和中国民族文化的聚合是两个极好的例证。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来看，西亚青 铜冶炼技术和中亚游牧文化全球扩散。青铜技术起源于西亚，首先扩散到中亚、地中海地区（南欧和北亚）、南亚，然后扩散到欧洲大部、东亚和东南亚、 南部非洲，乃至整个旧大陆及其附近岛屿；与此相关的文化要素有小麦、砖和黄金崇拜。游牧文化形成于中亚，然后向四面八方扩散，与印欧文化的形成和 印欧人的扩张密切相关。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是由西亚中亚向周围扩张形成的，五千年前局限于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四千年前扩展到中亚地区，三千年前普及 到几乎整个旧大陆。另一方面三代文化是聚合而成。本土起源的猪、狗、鸡和外来的牛、马、羊组成了六畜，外来的麦与本土的稻、粟、黍、豆构成了五 谷。牛耕姗姗来迟，耒耜或锄头一直是基本的生产工具，犁耕与锄耕互补形成了东亚农业传统。丝绸西传，毛毯东播，丝毯是东西文化交织的象征。舟船源 自中国，车马来自中亚，舟船车马在中原交汇。夯筑是本土起源，秦砖或周砖源自西亚，夯土城墙外砌砖边是东西合璧。土葬是东亚文化特色，火葬源自中 亚，土葬火葬并行不悖。礼乐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好战风尚来自中亚，祀与戎均成国之大事。玉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金崇拜始于青铜时代，金声玉振集 大成。祭祖是东方特色，拜天是中亚传统，敬天法祖两不误。上述十个方面综合比较研究均可证明三代文化的“双螺旋”特性：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本土起 源，以定居农业为特色，是中国文化的基础；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来自西方，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上层文化；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代文 化。离散如裂变反应，是文化传播或扩张的主要形式；聚合如聚合反应，是文化进化加速的根本动力。

　　演化和传播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两种主要形式。演化缓慢，以量变为主；传播迅速，常常引起质变。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六千多年发展缓慢，漫长而和平；进入 青铜时代明显加速日趋复杂，战争或改朝换代不断重演。本土起源说可以解释东亚定居农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外来说可以阐明青铜游牧文化的来源。传播 论和进化论并不总是对立的，传播亦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或方式，只有将两者结合的互动论才能阐明三代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135]不同人群相遇之后相互影响，小地方与大世界互动，地方史也可全球化。某个地区的 发明创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产生长距离或间接互动。直接互动无时不有；间接互动时断时续。中心与周围是直接互动，中心与边缘是间接互 动。近距离接触互动与交流有目共睹，远距离互动与交流难以察觉。石器时代人类靠两足行走近距离接触互动是主要形式，青铜时代车辆和骑乘的发明和普 及使长距离互动成了人类的日常活动。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和张光直“相互作用圈假说”已众所周知，但都局限于中国或东亚，洲际互动并末引起足够 的重视。海洋和山脉不能阻止人类迁徒和交流，互为邻居，时刻互动。帕米尔高原西边或中亚与西亚之间有青金石之路，东边或中亚与东亚之间有玉石之 路，沟通东西的是青铜之路。丝绸之路是双向交流，青铜之路亦然，洲际互动在青铜时代已蔚然成风。牛羊往来，骏马奔驰，麦浪滚滚，欧亚非三洲之间并 无明确的分界线，旧大陆已形成连续互动的体系。

　　世界体系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应该从系统动态角度来理解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人类迁徒和文化特别是技术传播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变化的关键因子。见物不见 人是中国考古学家的自嘲。四足动物和无足植物都可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两足的人难道会止步不前？分子遗传学研究证明了人类的同一性，中国人并不是 特殊人类，与其他人一样同源于非洲。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部分属于印欧人，殷墟遗骨中亦有印欧人成分[136]。三星堆青铜群 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赤狄、白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部分印 欧人春秋战国时代进入了山东。[137]现代人起源的“走出非洲”假说已经得到了遗传学和人类学证据的广泛支持。通过东亚及周边地区基因多样性的 比较，发现Y染色体的O-M175、C-M130、D-YAP单倍群以及mtDNA的单倍群B、R9、M为南线成分，两者分别构成了80％和 85%的东亚人群父系、母系基因库；而来自北线的谱系包含了9％和1.2％的东亚人群Y染色体和mtDNA。[138]这一结果表明来自南线的成 分是构成东亚人群基因库的绝对主体，90%以上的人来自南方即蒙古种人或夷人，不到10%来自西方即印欧种人或夏人，汉人多数是混血而成。

语言人类学研究亦支持青铜时代存在世界体系。蒲立本通过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其进入印度[139]。他 大胆猜想干支是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可能与闪美特语字母表中二十二个辅音符号有关，坚信汉语与印欧语不止是借用或相互影响，而且有发生学关系 [140]。语言学研究发现了中国文化外来说的一些证据：中国文明并不是完全的土著文明，如印地安文明；而是次生文明，如印度文明、希腊文明 [141]。欧亚超语系假说（Eurasiatic Macro-family Nostratic Hypothesis）有利于我们理解古代世界体系。[142]

　　赤县神州只是九州之一，九州之外还有大九州。历史传说亦表明上古可能存在世界体系。东亚的新石器时代是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玉帛古国”时代，即传说中的尧 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实际上是夏商周三代，受到了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炎黄故事就是这种互动的曲折反映。黄帝来自西方或北方，后来居上，反客为 主，逐渐变成了五帝之首。司马迁将尧舜传说和炎黄神话混为一谈，创作了《五帝本纪》，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尧舜传说与炎黄神话是两组来源 不同的故事丛，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尧舜是夷人的传说，耕田、制陶、捕鱼、掘井、治水、禅让，象征着新石器时代东亚定居农业文化 与礼乐文明的兴起；炎黄是夏人的故事，造车、制剑、铸鼎、往来征战无常处，反映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与尚武好战风气的东进[143]。

　　青铜时代以小麦为标志的农耕文化和以马为标志的游牧文化传播欧亚大陆，形成了世界体系。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 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欧洲与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 里头文化既是东亚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亦是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青铜游牧文化不仅传播到了欧洲，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文化面貌；而且传播 到了东亚，影响了东亚的文化发展。青铜游牧文化的广泛传播增加了东西方文化的同质性，改变了欧洲和东亚的历史进程。

　　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蛮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南蛮北蛮，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 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学说将中国整合到世界，有助于 透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乃至东亚的民族形成与历史。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夏先后说以各种本土起源说和外来说为基础， 从更宏观的时空阐述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