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小枫）

早在1970年代，美国“新清史”领军人物之一欧立德（1968-）的日本老师冈田英弘（1931-2017）就致力于接续二战期间日本史学家的抱负重构世界史，其长达20年的史学建构在《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1992）中得到完整表述。[1]

2010年，年届八旬的冈田英弘出版了《从蒙古到大清》，副标题“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续”明确刻画了从“新蒙元史”到“新清史”的史学路线。在冈田看来，重构东亚史的关键在于清除汉文明中心史观，建立“非汉中心史观”，即以蒙古帝国—大清帝国—日本帝国为主轴的东亚史观。[2]

冈田英弘的史学抱负并不算新，皇军执政时期的日本史学界就有这样的抱负。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的军事行动激发日本汉学家要摆脱西洋人的世界史观念和框架，从东亚的地缘政治出发来重构世界史，因此可以称为“皇军东亚史观”。

宫崎市定（1901-1995）是这种世界史观的主要表述者之一，在他眼里，日本帝国与西方的交手堪比13世纪的蒙古帝国与西方的冲突，皇军的历史虽败犹荣。他在战后（1958）修改补充的《世界史序说》中说，战时的日本“过分急于追求表面的繁荣，缺乏内省，忘掉了应负领导东亚民众的义务，反而做出了压迫东亚民众的蠢事”。尽管如此，“好也罢坏也罢，应该做的事情大体上都做了。”[3]

1937年，日本军部曾组织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京分部和京都分部的史学家们编写过一部《异民族统治中国史》（1944年出版，24万字，原稿100多万字），为日本吞并中国寻找历史经验。[4] 对比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到，冈田英弘的新世界史绝非什么方法论上的“新”（所谓疑古的批判精神与世界史的比较视野），而是政治论上的复“旧”，让皇军东亚史观换了“新世界史”这件新衣。我们若以为这仅仅是所谓“史学方法”上的“新”，跟着“重新讲述”蒙元史或清史，这仅仅表明我们自己对史学太过缺乏政治意识。[5]

晚近几年来，宫崎市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最走红的中国史通俗作家，其著中译本坊间已多达近20种，某些品种甚至有两个译本，堪称怪事一桩。毕竟，宫崎是当年日本军部主持编写《异民族统治中国史》时的主要写手之一。在此之前，为了提高侵华日军的政治觉悟，宫崎曾写过著名的政治史论《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1940）。这部小册子既是宫崎的处女作，也算得上是皇军东亚史学的开山之作。1960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将这部书作为反面教材译成中文，供业内人士看清政治敌人的面目，如今则有了全新的译本，并成为教育中国人的新颖史学教本，岂非咄咄怪事。[6]

我们若以为宫崎在战后改掉了其史学写作的皇军习气，那就大错特错。1942年，皇军统治下的日本文部省为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施行历史教育，曾组织汉学家编写《大东亚史概说》，宫崎是主要写手之一。他在战后回忆说：

按文部省的意图编的大东亚史，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因而它的范围包括印度以东，也就是亚洲大陆的东半部，而把日本放在像扇子轴的中心位置上，期望写成皇国文化的光芒向西普照那样的历史。

在日本战败后的今天，人们总是喜好把战争说成一切的一切都是日本不对；但是，至少把亚洲归还给亚洲人这一口号没有错。而把这样十分明显的道理，理解成为十分明显的事实，确是这次战争以后的事。[7]

1947年，宫崎出版了《亚细亚史概说正篇》，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大东亚史概说》中他所承担撰写的部分，而这部文部省历史教科书因日本战败已经搁浅。

宫崎在皇军中服役“前后两年多”（曾驻扎上海），后游学美国和欧洲。1938年，他从法国游学回国时，日军已经夺取南京正向武汉进逼。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宫崎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其主旋律唱的是：中国“文明”本质上病弱兮兮，总需要周边具有旺盛的“朴素”生命力的民族更换血液。无巧不成书，就在同一年，我国第一代世界史学家雷海宗（1902-1962）出版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

1958年，宫崎在为其论文集《亚细亚史研究》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回忆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很快意识到，“日本如果打败了可就糟了，所以但能增强一分作战力量，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日本战败后，宫崎始终“自信”“以前的各种见解大体上没有错误”，公然宣称他的东洋史观一以贯之。[8]

战争期间，宫崎还发表过让日本人觉得脍炙人口的史学随笔《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宫崎晚年（1975）重刊此书时写到：

今天再次阅读，不可否认，在我的撰述意图中确实有些“发扬皇威”的意思在里面，措辞上也显得有些过时，今天看来简直毫无办法。然而对我来说，那种动不动就通过揭露自己国家的劣根性来表示进步的现代风潮，反而令人觉得不适。[9]

我们的某些史学家如今把这部随笔集推荐给中国人当休闲史学读物，仅仅让人觉得可笑？宫崎身为日本人以“皇军史学家”的身份为日本军部贡献“作战力量”并非不可理解，但如今中国的史学家把他捧为中国史教育的祭酒则令人匪夷所思。尤为荒唐的是：对自由主义头脑的中国史学家来说，揭露自己国家的劣根性是思想进步。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当今中国的某些史学家的伦理品性低劣至极，却自以为学问先进？

宫崎晚年（1974）还重刊了《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他在重版序中说，自己早年的这部处女作“提出的许多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得到过学术界的认真讨论，很多观点就此被束之高阁，因此，今天看来，此书并非完全是无用之物”（《杂纂》，前揭，页2）。宫崎若在冥府中得知，我国的某些个著名博导史学家眼下正积极旁衍发皇他“提出的许多问题”，他那张阴脸一定会欣喜不已。

宫崎并非扒疏史料的实证史学家，而是致力于施行政治教育的通俗史论作家，他在战后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与日本右翼势力在美国扶持下的兴起相呼应。[10]1960年，宫崎市定在《东亚史论》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冯道与汪兆铭”史学随笔，借五代时期的宰相冯道（882 - 954）为汪精卫正名，可以为证。

冯道在五代乱世曾先后为十位皇帝当过宰相，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斥为“奸臣之尤”。冯道是否应该得到当今中国史学的重新评价是一回事，宫崎借冯道“正名”替汪精卫“正名”是另一回事。公元十世纪时，整个世界还处于所谓“国际无政府状态”，十九世纪以降则已经已经进入所谓“国际体系”时代，国际关系法则岂可同日而语！[11]

宫崎的文章这样起笔：历史上有些人会“被认为是‘古来无节操’、不知羞耻之流的代表。但事实真的那么简单吗？”说过冯道的历史故事之后，宫崎笔锋一转：

日本军队攻入中国，国民军一败涂地，带着中国人一起逃跑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而当中国人民无可奈何地沦入日本人的统治时，又有谁能够多少为他们争取一些权利呢？这时，能够像冯道那样去请求日本解救“佛陀再世都无法解救”的人民的人，必须是既获得中国人的信任，又在日本人面前吃得开的人。寻遍中国，这样的人除了汪兆铭别无他者。（《杂纂》，页61）

宫崎的说法让笔者不禁想起钮先铭（1912-1996）将军的《佛门避难记》。如果宫崎重“事实”或“史实”，那他应该读过这本基于亲身经历记叙的史料（1940年代就已经刊布）：日本军队夺取南京时，国民军如何一败涂地，“带着中国人一起逃跑”如何不可能，以及“佛陀再世”又如何也不可能解救人民。[12]

钮先铭将军的亲身经历尤其让我们看到，宫崎所谓的“朴素”的日本生命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我们的史学界中竟然有人说，宫崎看重历史上的“朴素主义”因素十分“可贵”，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宫崎紧接着还有更为无耻的说法——他显得替历史人物主持历史公道地说：

尽管如此，日本战败后，蒋介石的做法却不近人情。表面宣称对日本的罪恶既往不咎，其实却是穷追猛打，对曾经作为南京政府协作者的迫害更是令人发指，这就等于自己丢弃了作为战胜者的荣光。在中共成功的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曾经参与过汪兆铭政权的人员的逃亡和覆灭，正加速了国民政府统治的覆灭。结果是，成功后的中共政权，对国民党自由思想的抬头抱着强烈的警戒心，且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杂纂》，前揭，页61）

在这样说之前，宫崎说，“现在的中共”和台湾的国民党都把汪兆铭“当作汉奸来对待，同时他也被日本人忘却了。但是从他的境遇来看，又有什么人有权去唾弃他呢？”我们难道不应该指着宫崎那张看似温文尔雅的脸问：有权唾弃汪兆铭的人还少吗？张自忠（1891 - 1940）将军没有权唾弃他？摄影艺术家沙飞（1919 - 1950）没有权唾弃他？

刺杀汪伪政权特务头目的郑苹如女士（1914 - 1940）被汪精卫下令枪决时年仅26岁，她在刑前对枪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打我的脸，我的脸很干净！”郑苹如的这句话打了汪精卫的脸，如今我们的某些史学家却跟着宫崎为汪精卫长脸，据说因为他善写诗词，无异于与宫崎一起打郑苹如的脸。

宫崎的说法应该让我们长见识：这位史学家的所谓史学“客观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民族情感并非就没有正邪之辨，宫崎“有权”为自己的民族承担义务，但他也“有权”为邪恶政治鸣冤叫屈？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的某些史学界人士的脑筋究竟怎么啦，竟然让人如此恶心！几年前，曾有几个中国的小瘪三穿着皇军制服偷偷在上海四行仓库大楼门前拍照留影，没准就是我们的某些史学家教出来的。

在笔者看来，问题也许出在我们自己对世界历史缺乏应有的认识：经济观式的世界史观已经无法应对新的政治现实催生出来的史学问题。无论是内藤湖南还是宫崎市定、冈田英弘抑或杉山正明，他们的史学论著让中国学界不明就里的人觉得耳目一新，不外乎因为他们无不具有所谓“世界史的比较视野”。据宫崎说，古希腊的史书作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珀律比俄斯）无不是“把过去作为现在的衬托而加以利用”，“把现在逐渐延伸到古代的过去”。[13] 我们的史学家自己没有认真研读过古希腊史书，不可能知道宫崎的如此说法完全是胡扯。